原因还是出在欧洲使节们的身上，他们到了京师，因为礼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迟迟见不到皇帝。递交的国书也没有得到回复，理藩院的人是整日陪着他们没错，却不许他们四下乱逛。

穷极无聊，只好与充当翻译的传教士们多沟通了。他们自身也带有翻译，虽然汉语不太咋地，但是，如果有一个借口可以与了解中国事务的传教士们多沟通，他们绝不会浪费这样一个好机会的。

沟通得多了，知道的也就多了。清廷对于传教士们还是不很防范的，很多传教士还兼为内廷、外朝服务，知道的更多一些，清廷还用过传教士们帮忙测绘地图、参与同俄国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传教士可不是一心为了清廷的，暗地里与俄国人也没少联系，只是清廷不知道罢了）。

通过这些传教士，使节们知道了，清廷对他们的官方称呼是极具侮辱性的，称呼他们为“野蛮人”。MD！我们不叫你们这些鞑靼人为野蛮人就算是给面子了，你们居然还瞧不起我们！

看吧，互相瞧不起，矛盾产生。

但是，这又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它的人口比整个欧洲加起来都多。想起这些人群里潜在的商机，真是做梦都能流口水到醒。“只要每个人买一顶睡帽，就会……”这样的想法不是存在于一个人的脑海里。

但是，他们是国家间的正式使节），就必须扯一下皮。比如，你们不能用侮辱性的字眼来称呼我们。在欧洲使节看来，他们的要求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同时，他们也已经知道了，这个政权有着打肿脸充胖子的传统，优待使节是他们的习惯。同时，眼下的这个政府，由于各种原因，做得更是彻底。

于是，这些人正式递交了一份抗议书。

案头摆上了抗议书的胤礽脸色非常之不美妙。好面子的人，当然不能被打脸，让他承认别人跟他平等，那是不可能的！

最重要的是，这些洋人是怎么想到这一出的？多少年了，即便是蒙古，也是“藩”，理藩院不是摆着好玩的。怎么到了西洋人这里就生出事端来了？不是在讨论接见的礼仪问题么？怎么又扯到称呼问题上来了？

充当翻译的是传教士，他们自然不会说是他们透露的。胤礽查了一番，在无解的情况下却也生出疑心来了。正好，年羹尧送来的南洋华商里有人懂一点外语，胤礽正好把他们派上了用场。

中国人民勤劳勇敢善良，同时也是智慧的，在跟着朝廷混与跟着夷人混这道选择题上，坚定地选择了跟着朝廷走。无论是从名誉还是从利益上来看，朝廷都是大靠山不是？大中华的天生优越感，此时还没有被消磨去多少，选谁，结果不言而喻。

摇身一变，商人也加了层官身，派去了理藩院帮忙。一下子得了个顶戴，这更让南洋商人觉得风光，认为跟着朝廷混比较有前途。有了他们的加入，涉外问题就产生了极大的变数。

比如，他们探知，传教士们泄漏了情报给西洋使节。比如，他们对外国比朝廷更要熟悉一点，对于外国的运作机制也懂得更多些。以前还存着点儿外心，现在正式成为公务员了，当然要奋发向上，为国家效力了。

在国人的观念里，无论如何，做了官才是最风光的一件事情。华商也是受此观念熏陶长大的，而今得了机会，自是不遗余力。自家有了出身，再经商就不太体面了，可以使族人、家仆出面，自己官做得越大、越好，经商也就越方便，赚得也就更多。

对外贸易有多大的利润，他们的心里很是清楚，如果让朝廷厌了西洋人，自己等人再立有功勋，或许可以接手这一方面的买卖也未可知，那是多大的利润呢？

卯足了劲儿，三不五时地就说“探听”到了消息，这些消息，有很多是他们在南洋就已经知道了的，只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肯一次全告诉了朝廷而已。以前只是汇报一些南洋的物产等情况，现在才是开始动了真格的了。

随着这个汇报摆上了案头，胤礽的脾气也越来越坏。

拿起一份明显是请了枪手代笔写的折子，上面道，跟朝廷宣战的其实是一伙子商人，荷兰政府给了商人授权，允许他们如何如何。

再拿起另一份也是请的师爷主笔的折子，上面道，传教士里头很有几只不是好鸟，他们辜负朝廷的信任，否则，言语不通，西洋使节何以知道京中如何称呼他们？哦，对了，听说当年跟俄国人谈判，传教士也从中作梗，因为国人不通外语，他们从中偏袒俄国人，否则，咱们不用让出许多土地来的。这一份折子比较敬业，老实说了，跟西洋人打交道，千万别提什么君子风度，你风度了，就要吃亏，他们还以为你好欺负。（言下之意，讨价还价最实在了，当然，我们是商人，很在行，皇帝可以交给我们的——这是一个比较想走官路的商人上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