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时候他提出给底层官员加薪，也是能够笼络人心的，他也有这方面的政治考量。

张斐思索一会儿，道：“其实有了公检法和税务司，这一点倒是很好解决。”

王安石忙问道：“你有何妙策？”

张斐道：“以前官府的政绩是看税收，看司法，这就导致，一些官员为求升职，是玩命的剥削百姓，司法方面则是选择草草结案，亦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如今的话，官府是既不管收税，又不管司法，就只管行政，而行政的意义，就是在于财政。

既然如此，何不就以税收为政绩，因为根据目前的新税法，在没有司法权的官府若想提高税收，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王安石眼中一亮，抢先说道：“让百姓赚得更多？”

“正是如此。”

张斐点点头道：“由于政法分离，导致官府无法轻易靠权力去盘剥百姓，那么根据新税法，只有百姓收入越多，交的税就越多，从而迫使官府必须考虑如何给百姓带去更好的生活。

那么以此政绩来评选升职，就可以选拔真正人才。另外，增长的税收，朝廷可以与地方平分，部分用于官员的奖金，部分用于地方建设，官员也清楚，只有建设好，税收才能够增长。”

砰！

王安石激动地一拍桌子，“此策甚妙，甚妙啊！我之前怎就没有想到这一点。”

这很符合他的理念，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而且能够帮他选出更多理财人才来。

就说薛向，要不是王安石和赵顼坚定用他，以以前的标准来看，他是很难升到中央来的，就是因为道德方面不过关，在儒家看来，那就是急功近利。

但若以这种标准来看，第一个提拔的就是薛向，因为他财政搞得好啊！

张斐笑道：“那是因为王学士忽略到公检法所带来的改变。记得我很早以前就跟王学士说过，公检法只会让新政变得更加简单。”

王安石摆摆手道：“那是你的公检法，跟司马君实可没有关系。”

张斐无奈一笑。

张斐的任务已经完成，解决之法，他也是全盘托出，那么接下来就得看富弼他们的手段。

而自上回富弼强行通过仓库税法案后，他就已经脱离保守派，只是保持与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的关系。

故此，他表面上是不需要考虑朝臣对此事的看法，他只需要考虑司法问题。

对于司法而言，这就是唯一的解决之法。

于是他直接在立法会召开会议，先是将此修法的困难，告诉大家，之后又要求将官家的赦免权加入其中，还美其名曰，这是依据法制之法，捍卫君主的正当权益。

这顿时引来许多士大夫的抨击，富弼，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狗腿子，皇帝要有了赦免权，这是为司法着想吗？

这是决不能行的呀！

他们一时半会，转不过来这弯来。

文彦博、司马光他们就充当这润滑剂。

此番修法，涉及到诸多敕令，可能要废除一些敕令，可能要修改一些敕令，但要不给官家赦免权，那立法会是修不动这法的。

到时结果是什么呢？

就不仅仅是那几十个官员，被判处死刑，而是检察院还可以见机行事，他们想引用哪条敕令，就可以引用哪条敕令。

公检法的权力将会急速膨胀，且不受制约。

这回立法会立法，那是为求约束公检法，而添加这赦免权，只是为求皇帝能够答应。

同时他们也跟那些官员解释，关于有罪赦免和无罪释放的区别，这会在无形中给予君主一些压力的。

悟透此理后，又令那些官员很是纠结。

要修改敕令，就必须跟皇帝交易，不然的话，皇帝是不可能答应的。

再加上，富弼是以慎刑思想来修法。

虽然朝中不乏提倡重刑主义的，但是此番修法，完全就是针对官员，而不是针对贼盗，所以官员们多半还是支持的。

就是这么双标。

朝中争论不休时，立法会也加紧修法，这也是在给予外庭压力。

“这我赞成。”

张斐点点头道：“官家主要要免的肯定也就是刑事处罚，至于民事处罚的，罪人理应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无论对方是百姓，还是国家。”

赵抃他们也都是点点头，表示赞同

富弼又道：“还有就是关于举荐者的责任？”

张斐略显尴尬道：“举荐者？”

富弼道：“根据我朝制度，如果你张三贪污的话，那君实也得跟着受罚。”

张斐惊讶道：“真的吗？”

富弼点点头，“因为当初就是君实举荐你的。”

张斐顿时满脸歉意地看向司马光，“司马学士，我现在明白，你为何这么紧张我了。”

司马光瞪他一眼，“就算没有这条规则，我也会盯着你的，你小子是一肚子的鬼主意。”

“！”

“咳咳！”

富弼又道：“诸位怎么看？”

司马光道：“这条规则必须写入进去，这不但能迫使举荐者对被举荐者的监督，也能够使得那些权贵不敢肆意妄为地让亲人充当要职。”

赵抃点点头道：“君实言之有理啊！”

冯京也是表示赞成。

张斐却道：“我非常认同司马学士所言，这条规则确实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公检法是讲证据的，在司法来看，举荐者只要不违法，那我们就无权将其定罪，要不定罪，那怎么惩罚？

这是个行政问题，跟我们司法没有关系，倘若写入律法，那可就乱套了。

试想一下，检察院在上诉时，询问司马学士，张三可是你举荐的？司马学士回答是，然后检控官就说，好吧，那你也犯了贪污罪。诸位难道不觉得这很怪吗？

而且有可能让检察院以此为由罗织罪名，大兴牢狱，这是断不可取的。”

司马光点点头道：“这倒也是，这条规定，跟公检法匹配不上。”

旧司法中，可以这么干，但是公检法不能这么干，因为这破坏公检法的制度和法制之法的理念。

富弼问道：“行政规定和司法规定有何区别？”

张斐道：“行政规定主要面对的是官员，讲究的是不能不理，但审理制度相对比较宽松，不需要强调证据，但惩罚也是非常轻的，最多就是解除职务，而司法是面对所有人，讲究的不告不理，审理制度相对比较严格。”

富弼稍稍点头，若有所思道：“好一个不能不理，不告不理。而贪污罪行几乎都是涉及到官员，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方式来修法。”

在坐的人纷纷点头。

以前是不分行政和司法的，因为法律就是用来约束大臣的，如果两分，其实是遵从慎刑思想。

尤其是公器私用罪，这里面是可大可小，比如说，用官烛看家书，这算不算公器私用。

如果算成司法，这问题就大条了。

但如果能够两分的话，就可以细化，同时去强调清廉正直，这样他们就可以将道德约束着重用于行政规定上。

于是在这番修法过程中，就开始大量区分行政规定和司法规定。

随着这些消息传出去，朝臣的态度，也渐渐软化。

到底区分行政和司法，是能有助于他们避免公检法的监督。

关键还是此番修法，主要是遵从慎刑思想，对于官员而言，是非常友好的。

立法会见火候也差不多了，于是在整合出一个大致的框架后，就上呈给皇帝，这其中就包括皇帝的无上赦免权。

这不是最终法案，最终法案是要等到年底的立法会大会。

但这事涉及到敕令，首先得皇帝答应啊！

朝臣们则是选择沉默。

反正是极不情愿，但也不反对。

最终，这份法案还是得到皇帝的认同。

根据之前的制度设计，皇帝是可以用委婉的方式，去干预立法会，干预皇庭，这里再来一个赦免权，这等于是作为最后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