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京东东路一些知县就表示无法完成青苗法，朝廷立刻将他们撤了，可你做不到，又要赖着不走，还能怪朝廷？

此外，皇帝和朝廷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因为朝廷税入必将也会因此减少，而且债务重组，不是说完全废弃官府，这里面朝廷还是得拨钱，维护官府最为基本的运转。

这是谁都不想遇见的，但在那种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如果不那么做，国家就会一直腐朽下去，直到灭亡。这么做的话，只是一时之疼，但可以减轻负担，轻装上阵，同时国家最基本的安定是不会被破坏的，只是说官家可能也无法尽情的去修宫殿。

但法制之法保障的可不是那华丽的宫殿，而是君主、国家、百姓的最根本的权益。”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赵顼。

他这一句话可是有限制皇权之意，你不杀了他吗？

但赵顼还是面无表情，似在思索什么。

其实张斐早就跟他提过那“权力的笼子”，你放一点点进去，他们就是要加倍放进去，皇权反而更加大。

就利益而言，如果我少修一个宫殿，能够裁官，那可真是不要太划算。

赵顼绝逼不会犹豫的。

关键他暂时也没有打算修宫殿啊！

这买卖绝对做的。

官员一看，皇帝这都不出声，咱们还骂个什么劲，到时去垂拱殿谈吧。

张斐根本无心关注赵顼在想什么，因为他们两个早就商量过的，他又继续说道：“由此可见，如今大家嘴里的顾全大局，那不过是掩耳盗铃，是任凭国家继续腐朽下去，简单来说，就是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

许多官员听罢，顿时怒睁双目。

诬蔑！

这真是赤裸裸的诬蔑啊！

可是许多官员也是沉默以对，尤其是宰相们，因为他们认为这就是事实，大家如今都是拖得一天是一天。

很简单，这三冗问题，解决方案是再简单不过，就是节省开支，可为什么做不到。

但是，皇帝现在很着急，王安石才会被重用。

很多官员认为，这就是皇帝不做声的原因，别看张斐的一些话，有些大逆不道，但他的最终结论，却是说在皇帝心坎上。

张斐又道：“而法制之法的做法，看似莽撞，但其实是为顾全大局，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保障了一个国家的基本安定，百姓不会民变，士兵不会兵变。至于官员么那也只能怪他们能力不足。

元学士在河中府的成功，已经说明这一点，其实通过政策的调整，是不至于让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来，故此河中府并没有到债务重组的地步，所以我说得债务重组，也不是必然要这么做，而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赵抃、吕公著他们稍稍点头。

这么说的话，其实大家还是能够理解得，如果闹到那种地步，就是以前的制度，官员也得受到惩罚，只不过张斐是比较激进的，不是抓人问罪，而是将所有官员都给裁了，核心就不是惩罚，而是还债，而是财政。

张斐又道：“而这，也属于儒家之法的一大弊病，就是执行方面的欠缺，在这里我指得是儒家之法，而不是儒家思想。而法制之法，将会补全这一短板。”

富弼问道：“这话又从何说起？”

张斐回答道：“正如我方才所言，儒家思想只是大臣面向君主，本也应该如此，这就是大臣们的职责所在。可问题就在于，一旦君主采纳，执行者还是大臣，这么一来，就会出现两个问题。

其一，大多数大臣肯定只会建议君主从（一）降到（零），是决不可能是从（一）升到（二）。因为执行者也是大臣，试问谁又会给自己增加难度，即便宰相想要这么做，那底下官员也不答应啊。”

赵顼这回听得是频频点头，毫无顾忌，心道，一针见血，一针见血啊！

文彦博摇摇头道：“此话我不敢苟同，大臣若是做不到，还建议官家这么做，这与祸国殃民又何异？”

王安石不禁瞧了眼文彦博，他这是在暗示我吗？

张斐点点头道：“文公言之有理，而这就是我要说得第二点，在儒家之法下，皇帝是非常容易听信谗言，忠奸难辨。

根据当下的制度而言，一般来说，先是皇帝提出一个目标，宰相为此去设计方案，最终由底下的官员去执行，从而完成这个目标。

假设皇帝提出一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直的大臣必然就会去劝阻，而投机取巧的奸佞小人则是会表示自己可以帮助皇帝，完成这个目标。结果皇帝就有可能听信小人之言。

若翻开史书，许多许多奸臣，就是凭借这一点上位的。但这是不是皇帝的错，我觉得还得具体分析，如果皇帝只是单纯得满足一己私欲，而不顾财政危机，修宫殿，或者干嘛，那皇帝当然也有错，这也就是史书上所记载的昏君。

但如果皇帝是要励精图治，是要开疆扩土，是要建万世功业，这就不能说是皇帝的错。”

文彦博听罢，不禁都感慨道：“这小子拍马屁，也真是前无古人啊！”

一旁的司马光、吕公著都是笑着直摇头，当初阿云一案，他们就已经见识过了。

这话对于皇帝，其实很不中听，你都这么说了，老子以后就别修宫殿。

但是在坐的大臣，都知道，当下这位小皇帝肯定非常爱听。

赵顼的目标就是要励精图治，开疆扩土，但他这个主张受到很大的阻碍，他现在非常需要理论上的支持。

张斐道：“我们假设皇帝是要开疆扩土，但是财政暂时不足以支撑。那么正直，且有能力的大臣，是会在不增税的情况下，改善财政，帮助皇帝开疆扩土。

可是这种大臣一般都是五百年难得一见，如萧何、如房玄龄，目前我朝王学士也在走这条路，但尚未证明。”

王安石凝重的神情，宛如雪莲绽放，当即就笑了，是很大方地点点头。

方才他认为张斐、文彦博的说辞，就是在讽刺他，因为他就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位的。

如今张斐这么一说，将自己放在萧何、房玄龄同列，那完全是正确的。

可马上惹得不少人嗤之以鼻。

萧何、房玄龄，跟你哪里像，倒是那李林甫跟你王介甫，有一点相同。

张斐见到王安石开心了，又继续道：“其实大多数正直的大臣，就是处在第二种，也就是劝阻皇帝，不要急功好利，要休养生息，然后厚积薄发。”

司马光、文彦博、富弼都点头赞成，好似主动承认，我们就是这第二种。

这就是他们的主张。

张斐又道：“因为第一种实在是可遇不可求的，所以大多数都是第二种，然而，奸臣就是诞生在第二种情况，当所有正直的大臣都说做不到时，他说他能够做到。

作为君主，必然还是希望能够开疆扩土，于是就可能任用奸臣，但史书已经告诉我们，这奸臣的手段其实就是想尽办法去盘剥百姓，收刮钱财，然后去打仗。

而最终只能是结果来断定忠奸，也许等到国家亡了，我们才知道他是一个奸臣。而这就是儒家之法的一个问题所在，圣人其实已经想到这一点，但是却做不到这一点。

就是因为儒家之法的仁政，只是让大臣去建议君主，仁政治国，善待百姓，轻徭薄赋，但这都属于是赐予，是恩赏，而不是一个保护百姓权益的制度。

如果皇帝身边都是正直的大臣，这个是可以维系，但如果不是，也就意味着百姓的权益将得不到保障。”

这一番话下来，会场少了不少戾气，多了一丝思考。

其实司马光他们这些看史书的，也一直在思考，怎么阻止奸臣上位。

但目前是没有答案的。

而张斐针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确实令人眼前一亮。

仁政到底是恩赐，还是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