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区划和中央衙署改革之前，也没有影响整个大明上下一片烈火烹油的气象。

还有其他什么比这些更大的问题，能够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出来？

或者说，不是发现的，而是分析判断，应该存在，应该会出现的问题。

工商业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张，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传统伦理习惯的颠覆。

民间企业数量和规模的迅速膨胀，让民间资本力量也随之迅速增长。

皇室财团同样会随着技术革命，出现了跨越数量级的膨胀。

至于行政区划和中央衙署改革的影响，当然是能够缓解目前的管理困境的。

也是必须要这种改革和调整的，否则一旦技术和战争红利消退，朝廷可能会迅速陷入崩溃。

增加管理层级必然降低实际管理效率。

最高决策者的意志，在向底层传递的过程中，必然会随着行政级别的增加，而不断的衰减。

不过增加管理层级的地方，本来绝大部分都是海外藩国，是高度自治的地方，朝廷对当地的而控制只能算是“软性”的。

转化为省份之后，朝廷对当地的控制就变成刚性的，强制的了。

哪怕是增设了大域级这一级管理机构，朝廷对海外省份的控制力量，肯定是仍然超过原有的藩属国时代的。

与此同时，大明本土的省份仍然会保持直辖状态，掌控力不会大规模衰减。

朝廷对本土的掌控力不变，对海外的掌控力上升，综合来看的话，力量也是在上升的。

大明朝廷的力量自然也是大规模的增长了的。

但是，民间资本在在跨越式的增长，皇室财团也是在跨越式的增长，增长的幅度肯定是远远超过朝廷力量的增长。

综合对比下来，朝廷的力量相对民间和皇室而言，会组建出现明显的衰减趋势。

长此以往，更强强大的皇室会试图完全压制朝廷，官僚系统也会加速倒向民间资本。

朝廷、皇室、民间资本三者之间的稳定姿态会逐步失衡。

朱靖垣的报告或者说论文，断断续续的构思，断断续续的写，断断续续的发给朱简炎。

这整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多。

当朱靖垣最后的判断写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康安六年八月份了。

朱靖垣也真的发现了一个足够巨大的问题。

皇室力量的过度膨胀，对皇帝而言未必是好事。

朝廷的力量不断减弱，对皇帝而言也未必是好事。

大明皇帝的统治力，来源于三个方面，而不是一个方面。

如果大明皇帝只是皇室的族长，那对皇室的控制力远远低于现在。

如果没有庞然大物的皇室和皇庄，皇帝也会被官僚体系折腾的焦头烂额。

皇帝依赖官僚体系制衡皇室，也依赖皇室制衡官僚体系。

随着工商业的持续跨越式的发展，民间资本官僚体系的联系肯定会越来越紧密，那样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腐败和统治能力衰退。

以及最重要的官僚利益与皇帝利益的背离。

官僚体系与民间资本完全结合，官僚体系完全代表民间资本利益的时候，就不会再理所当然的服从皇帝的意志，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就该要求设立议会，限制皇权了。

到时候皇帝就只能全面倒向皇室了，那必然会导致皇帝对皇室的控制力降低，这也会加剧皇室成员的腐败，提前激化皇室内部的矛盾……

所以必须控制这个过程，必须要增强朝廷的力量，增强官僚体系的力量了。

制造官僚体系与民间资本的对立，严格的控制两者的媾和程度……

尽可能维持皇室、朝廷、民间资本三者平衡状态。

第390章 君权与相权

大明皇帝朱简炎在行宫住了几天，跟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朱仲梁一起，在朱靖垣的建议的基础上，分析和讨论了后续改革的方向。

朱靖垣虽然特殊，但是朱靖垣的建议仍然只是建议，最终的决策还是要朱简炎来做。

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设想，其实经常会被朱简炎和朱仲梁给压到现实方案上实行。

就比如说，朱靖垣认为，实设的九卿的品级，可以给先给从一品，也可以直接给正一品，同时建议直接给正一品。

这是朱靖垣习惯性的大方，而朱简炎和朱仲梁就习惯性的“吝啬”。

朱简炎理所当然的选择，就是初授九卿给从一品，三年后或者六年后，甚至准备到退休的时候，才会升授到正一品“荣退”。

与此同时，作为对大明的政治体系最了解的人，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的细节也更多。

比如说，在设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后，如何确保本土直辖省份的实际地位高于大域？

如果九卿分管着几个朝廷的中央衙署，同时还是一个大域的对应首脑，那九卿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会不会偏向于自己主管的大域？

如果不做针对性的调整，所谓的直辖省的事务，在分管九卿设立自后，仍然要送给对应的主管部门，然后再转到分管对应事务的九卿面前。

直辖省分需要联络的会是所有的部门，最终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也是所有得九卿。

反过来看，九卿主管的这个大域的事务，则是通过大域本地确定的都护、总督、提刑官、御史六个主管分类官员，直接送到一个确定的分管九卿面前。

这种情况下，朱简炎觉得如果是九卿，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肯定也会因为对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员更熟悉，对事务有直接的决定权，不需要去找其他人，而理所当然的去优先处理这些事务。

这也会让分管九卿获得对应大域的“相权”。

太祖朱元璋禁止设立宰相，本意是将相权并入到皇帝手中。

相权的本质，是在君主之外，官僚体系之内，另一份“通用决策权”。

决策权很重要，但是“通用”更加的重要，那是另一个官僚体系的“核心”。

官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就能甩开皇帝处理绝大部分事情。

朱元璋将相权收入皇帝手中，将整个朝廷的通用决策权合并，全部集中于皇帝一身。

除了皇帝之外，朝廷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在绝大部分政务上同时拥有决定权。

所有的官员，都只是某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决策者，一个分管门类之内的决策者。

整个国家，整个朝廷的所有事务，最终归集的目标，都有皇帝一个人，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

在此之前，神州传统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体系之中，通常都有至少两个决策核心。

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

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

但是自朱元璋之后，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

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

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

朱元璋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

自朱元璋之后，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

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

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

仁武朝之前的时代，出现了大学士不“票拟”，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中旨”，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旨”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

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

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

那时候的大学士，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他们不票拟的做法，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