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真的很有学语言的天赋，“佳”字说得字正腔圆，“俊”字的韵尾差强人意，多少带了点印欧语系的习惯。我解释说：“这其实更像是粤语和普通话的区别。使用粤语的人居住在南方，而普通话是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感觉她比较感兴趣，我又介绍了一下在南洋生活的华人的地域构成情况，“这个话题会不会很无聊？”

“当然不！语言很多时候都是了解一种文明的窗口。”她扶着一边脸颊，那杯红酒带来的温柔还未从她那里彻底抽离，“你为什么会了解这些？”

“我曾经想过，如果不用为面包发愁的话，我可能会去攻读民俗学或者语言学。做语言差异研究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或者当个博物馆的馆员。”我见她不信，强调道，“真的！”

“我不是不相信你，”潘德小姐笑得很开心，“只是，你知道，你看上去更像是会在人群中熠熠生辉的人。”

“在博物馆的人群中。”

“对，但肯定是美术馆，不是民俗博物馆。”她说，“而且你也不是讲解员，很可能是艺术总监。”

我眯了眯眼睛：“我看上去离真实生活就那么遥远吗？”

“与距离感无关，姚。”她歪了歪头，“你仅仅是待在文件背后的话太可惜了。”

我原本只是想说些玩笑话。不知为什么，潘德小姐的无心之言让我有点动摇。我抿了抿唇，说：“谢谢你。明天我就去国家美术馆的官网看看他们还需不需要新人。”

潘德小姐笑出了声。她很小心地又控制住音量，环顾周围一圈，低声说：“那样我可会很困扰的。”

她眼中的调皮转瞬即逝，话音刚落，那阵或虚或实的狡猾就已难辨踪影。我只当是个玩笑，又听她说：“你的名字，发起音来差别大吗？李·姚。”

“差不多是那样，但你刚刚念的有点儿像在叫哪个意大利男孩儿，叫‘里奥’的。”她拖了半拍的发音挺有意大利人那意思，我低着头笑了，示范给她，“‘李姚’。普通话是这么念。”

“李姚。”

她学得惟妙惟肖。

我诚实地夸奖了她：“很杰出。”

“在你的家乡，”她又问，“有什么特别的当地语言吗？”

我摇摇头：“我家说普通话。”

她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见我还看她，似乎是误会了什么，潘德小姐有点儿过意不去的样子，说：“别笑我。我不会说印地语。所以‘桑妮亚’的读法就是‘桑妮亚’，没什么特别的。”

我不至于不解风情，开玩笑说：“我会一点儿。王八洞王八洞王八洞。”

潘德小姐笑起来：“学得很像。”

这是坐地铁时常能听到的印地语播报语音的谐音，意思是“999”。

我有点心猿意马。要和她闲聊几乎是一种煎熬，潘德小姐今晚太放松了，没了专业性和疏离感，她仿佛再不是坐在主席位的BCG合伙人，而我也不必排头冲锋，与她同台对擂。我好像在度过一个美妙的夜晚，为了这夜晚我精心打扮，她也精心打扮；我遗忘次卧里的纸箱，遗忘烂在我肚子里的谎言，剑拔弩张在她的注视中消解，我忘记自己在哪儿，忘记身处此地，又是何原由。

好像这真的只是一个美妙的夜晚，我身边的女士和我共享美食、记忆，以及剩余的一切。

我该期待什么？

“这是马拉地语，下面是旁遮普语。差别很大吧？”说话时，潘德小姐在邀请函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我不知道马拉地是哪儿的人，旁遮普又在什么地区，但纸上留下的陌生语言非但没有让人变得清醒，反倒使我更糊涂了。

我只是单纯地试着表达善意，将包里的钢笔拿出来，接过她的邀请函，在空白处用汉字写下我的名字。这卡纸的质地太光滑了，墨水半天都不干，我拿邀请函的手差些晕开了她的字迹，还好我发觉得快，立马便抬起拇指。

“你的笔不属于现产的沈金系列。”潘德小姐忽然说。这时演奏会已经快开始了，周围人比较多，她说话声音很小。我没听清楚，凑过去了一些。

潘德小姐附在我耳边，道：“你这支笔的作者是道上光司。他的个人风格太强烈了，国光会的沈金，他和别人的作品放在一起，通常一眼就能辨认出来。他的遗作出现在并木，最晚应该是2011年，之后就只能在二手市场见到了，因为道上光司过世于2010年。”

她夹杂了好多类似罗马音的词，明显是日语，我没能第一时间反应过来她在说什么。观众席已经熄灯，指挥最后露面，管乐的演奏家们明显不在状态；倒是弦乐，不论拿的是手臂长的提琴，还是架着一人高的提琴，都蓄势待发，等着开始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