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来是因为王越原本与李广交好，当初弘治帝任命他为三边总制，有马文升的提名推举，也有李广在背后说了不少好话，后来在抄李广家财时，还有王越送去的礼单，数目之大，便是在李广的账簿上，也属名列前茅。

李广死后，便有御史弹劾王越，直指他为李广同党，又追溯他当年与汪直交好，屡屡结交宦官，贿赂贪腐……弘治帝虽然压下了弹劾的奏折，并未对他进行申斥，但王越本就已年过七十，历经宦海浮沉，至此忧虑疑惧，年前便于甘州过世。

弘治帝并未再予追究，反而为他辍朝一日，追封为太傅，荫其子孙，命状元王守仁负责为其治丧，也算极尽死后哀荣了。

王守仁之行是朱厚照提名建议的，一则这原本就是前世王守仁的必经之路，二则王守仁曾与王越有一段渊源。王守仁曾梦见获赠王越随身佩剑，后来为他治丧督办造墓后，王越之子便将其佩剑赠予王守仁。

大明文臣以武功封爵者仅有三人，其中王越和王守仁便占了两席，还用的同一把剑战胜立功，如此玄妙的联系，朱厚照自然不想因为这次殿试的最终结果将其改变。

更何况，他还等着看王守仁这次出差归来所写的那篇《论西北边疆防备八事疏》呢！

王守仁乍一听要出差时，还有些不情愿，刚到手的显微镜，他还没研究出成果，这一去西北边疆来回就得至少小半年，可后来一听是为威宁伯王越治丧，他便又立刻点头应允下来。

早年他在塞外观察边疆战局时，就曾经见过王越，对他的用兵之道也颇为推崇，所以才会有那样的梦。

哪怕最终是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可在他的心底，依然有着“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的豪情壮志。

李柠作为被赦免的死囚，发配甘州，能跟着王守仁的车队同行，等于保住了他的大半条性命。否则以寻常流放囚犯，在半道上因为伤病和恶劣的环境行程等问题就死了的大有人在。

王守仁倒是不在乎自己的车队是不是还顺道捎了几个流放犯去甘州，对他来说，只要路上能继续“格物观心”，什么辛苦艰难，都可以完全忽略。

他从小就习武，后来还曾经一度痴迷练剑，上过山寻过道士，打坐练气仗剑游侠的事都做过，虽然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道”，可身体练得倍棒，不说以一敌十，一个打三五个是一点问题都没。

带着这些流囚，顶多拖慢行程，完全没有其他影响。

至于那些胆大包天想拦路打劫的蟊贼，他也没要人性命，就是打败之后，让手下也都绑起来拴在马车后面，跟着流囚一起去甘州。还特地给当地的州县去了封公函，表示你这边的山贼被我剿了，顺便帮你判了流刑，带去甘州了，替你节省人力物力，也不用致谢，给送信的打赏一下就行。

当地的县令表示十分懵逼，别说民不报官不究，这种案子，他平时藏都藏不过来，恨不得压根当不存在的，省得年终考评时被这些夭寿的拖累了自己的考评分，又得在这个穷乡僻壤的鬼地方再待三年。

谁知道他都不去主动剿匪的，这过路的钦差大人居然还会替他剿匪判决流放一条龙搞定，搞得他还得写报告说明为何自己辖区内有匪未剿，以致冒犯“天使”遭到惨痛打击，结果还被捎带着流放去甘州，这报告交上去，恐怕不止他得头疼，连上面的州府长官们，都得跟着头疼。

毕竟，大明奉行的是“天子守国门”，京城距离九边重镇本就不远，鞑靼常年威胁的，不仅仅是边关百姓，稍有不慎便会直抵京城。

正统年间英宗被俘，哪怕回京后再度登基，也没有迁都南京，而是坚守北京。

因此从京城一路向西，远不如江南富庶繁华，很多从关外逃回来的难民居无定所，就变成了流民，一旦遇到灾荒，便聚啸山林，成为山贼盗匪。若是风调雨顺，则下山租地当个佃户，吃饱喝足也能混个日子。

现在，都被一锅端去了甘州。

大明钦差的队伍，从离京时的五十余人加十多个流囚，一路西行，过宣府、大同、太原、榆林、宁夏……最终抵达甘肃境内时，已经变成了一支近千人的队伍。

就连负责保护王守仁的锦衣卫百户史文仪都咋舌不已，寻了个空子便劝王守仁：“状元郎虽然文武双全，可咱们带着这人越来越多，粮草只剩下不足三五日的量，这还是沿途补给过的，只怕再抓人下去，不到甘州，咱们的干粮就不够吃的了！”

毕竟这些盗匪们之所以落草为寇，也是因为吃不上饭没地种或者遭了饥荒，就算把山寨地皮刮干净也搜不出粮食来。还是路上那些军镇里的守将，看在王守仁这位今科状元，皇帝面前的红人份上，才“卖”给了他们一部分粮草，让他们能带着这些人一路走到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