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愉这才想起来还有一只红纸包，打开来看，里面是张支票，金额写明十块银元。

“那薪水呢”有琪继续打听。

欣愉又笑了，摇摇头。她的薪水还是跟从前一样，比男练习生少五块，转成正式之后，少十块。

夜深，关了灯，她闭着眼躺在宿舍的铺位上，太阳穴一跳一跳地痛，是因为积聚已久的疲劳，也是因为喝了酒。但整个人却还是没有丝毫的睡意，脑中尽是比赛和酒席上的情景。她听见说，申商储行也派了代表参赛，也看见贵宾席上摆着写了名字的纸牌。但她一张一张地看过去，没有她想找的那个名字。

又过了几日，沪大开学，欣愉升到二年级。

忽有一天上着课，外面喧哗起来。她隔窗望出去，看见有学生在走廊上跑，手中拿着报纸号外，嘴里喊着什么。等到有同班的问清楚了回来通报，才知道是北边传过来的消息——前一天晚上，日本关东军突然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沈阳打起仗来了。

那一堂刚好是严承章的课，教室里乌泱泱坐满了人。学生们群情激愤，都在等他说些什么。

严先生却好像并不意外，说：“从 1929 年纽约股市崩盘开始，就应该看到这一天了。世界经济是一体的，日本也遭受了严重的危机。经济上的问题势必带来政治上的困局，内里的矛盾没办法解决，那就只有到外面打仗。而且，这对他们来说恐怕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打破一战之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因为现在英国和美国也没有钱，不会轻易插手别国的战争。”

欣愉听着，忽又想起知微的那句话来，世界上所有的事侪是因为铜钿。

但其他学生大失所望，觉得严承章马后炮，认为他事不关己。也有的纯就是坐不住了，收拾起东西要走。

严承章并不留他们，背身过去写板书，任下面人来去自由。等他再回身过来讲课，座位已经空了大半。欣愉和沈有琪仍旧坐在原处。

因为是第一排，严承章看着她们问：“你们不走吗”

有琪摇摇头。

他便开始讲课，还是像平常一样。

她们便也打开本子，记着笔记，也像平常一样。

那一堂，讲的就是经济危机。许多年之后，钟欣愉仍旧记得严先生说的那个美国人的故事。

小女孩问母亲：“天这么冷，我们为什么不烧炉子”

母亲回答：“因为我们没有煤了。”

小女孩又问：“为什么我们没有煤爸爸不就是挖煤的吗”

母亲说：“因为爸爸失业了。”

“为什么爸爸会失业”

“因为煤太多了。”

…………

“从 1929 年开始，就应该看到这一天了，”严先生又说了一遍，“只可惜我们什么都没有做……”

随后的几天，报纸上不断登出新的消息，日军已经占领了东三省。

欣愉去银行上班，电车一路开过去，到处都能看见有人集会游行，搭了台子站上去讲话，拉出各种各样的横幅——“山河破碎，抗日救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 “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

日商码头和日商纱厂的工人也开始罢工退厂。各界人士都派了代表在报纸上发表宣言，号召整体罢工、罢课、罢市。

紧接着便有不少大学停了课，成百上千的学生跑到南京去请愿，见了蒋介石，又见了于右任，提出“对日宣战”的要求，但得到的只是“一定尽职办理”的承诺，以及“用心读书”的规劝。

于是，罢工、罢课、罢市的浪潮不见停息的迹象。于是，又像几年前一样，巡捕房派了大批印捕华捕出来，用警棍和水枪冲散人群。

南京路是最热闹的地方，自然最不太平。女子银行里的人也担心起来，比如要是哪一天当真被迫停止营业，薪水是不是会停发或者打个折头，只发一半

隔壁位子上的老柜员知道欣愉在沪大读书，总以为学生都是激进分子，话里有话地说：“你们勤工俭学的倒也算了，我们可是要靠这点钱养家吃饭的……”

欣愉不知该怎么回答，只觉一切都有其道理，一切又都无能为力。

也是在那一天，傍晚下了班，她和沈有琪一同回杨树浦。

她们在二路电车上看见一个外国人。那人三十多岁，戴一顶礼帽，西装外面披着风衣，看起来完全不是落魄的外国阿飞模样，却和她们一样，坐了二等车厢。后来，她们在外滩总会换了八路车，又看见了这个人。

沈有琪也注意到了，偏过脸来，轻声对欣愉耳语：“这幅打扮，是不是巡捕房的暗探啊”

欣愉摇摇头，答：“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