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把这一天称作“血色星期六”，说“城市平民遭受到了史上最严重的空袭轰炸”。当时可能没有人料到，这个纪录将会被一次接一次地刷新。以至于后来再想起这句话，只觉得讽刺。

宝山几乎被夷为平地，倾泻而下的燃烧弹将闸北变成一片火海。大火连续烧了几个礼拜，整个城市上空都飘着轻柔的灰烬。

日本海军陆战队蜂拥上岸，在虹口公园里驻起营地。坦克碾过马路，从“小东京”一直开到北火车站。那里巷战频发，原本繁华的街道现在成了屠场。

尽管身在几千公里之外，在美的留学生和华侨也还是做了一些事情。

旧金山办了抗日救国筹饷会。纽约华人洗衣馆联合会甚至捐赠了一架飞机，叫一群年轻女学生身穿旗袍，站在前面拍照。还有各地举办的援华游行，举着英文标语，一路走到日本领事馆前面示威。

程佩青又来了电报，特为提醒她不要掺合这些事情。

钟欣愉猜到他的意思。此类活动大都由美共中国局组织，参加的人里面既有留学生，也有华裔工人。打出来的标语除去支援抗日，比如“We shall fight until we win！”或者求捐物资善款，比如“Campaign for medical aid & relief to China！”也有些别的，就好像“Clothing workers，your place is in your union！”“Stay with us，you can get better condition！”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她似有预感，程先生对她已经有了安排。

果然，又过了几个月，程佩青随代表团来到美国，说是为了协助战争借款的事情。驻美公使馆的商务参赞不大懂金融，把国内的银行家数了一遍，想来想去也只有程先生，国际汇兑和债券承销都做过，跟美国几家大银行都有不错的关系，被国民政府聘了做特别顾问，负责在华盛顿设立一个经济顾问室，并且雇佣几名研究员。

事情来得仓促，地方是临时找的，先在一家旅馆里长租了一个大套房，卧房改成写字间与会议室，客厅里摆了两排写字台。几个月之后，大使馆空出地方，才让他们搬了进去，有了个比较像样的公事房。

招来的研究员都是在美的留学生，耶鲁，康奈尔，普林斯顿，各个履历骄人。

而钟欣愉就是其中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个女人。

于是，大学里集体作业的场景重现。

同僚们起初只当她是秘书。有好几个头一回来面试，从外面走进来，很自然地摘下礼帽递给她去挂好。直到正式录用，互相介绍之后，才知道她跟他们是一样的身份，多少有些意外。

但煮咖啡的工作还是交给她了，也常有人品评她的穿着，甚至连眼光都差不多，说她长得有几分像电影明星黄柳霜。

还有就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整个写字间搞得像瑶池仙境。这些人都受西方教育，自诩绅士，要是在别处，总会问一句“小姐是否介意”，但在这里不会。是她闯入了他们的地盘。

而钟欣愉也是真的不介意，与当时的情况比起来，这些都是最无关痛痒的枝节。

国内的战事继续演进，顾问室不断收到越洋寄来的材料。在此地工作，不光可以看到战地新闻，还有更多的统计数据。

近千家工厂被毁坏，60 万人失去工作。工业损失 5.6 亿，对整体损失的估计更是从 10 亿、20 亿一直攀升到了 30 亿元法币。确切数字几乎不可预料，其中还未包括 8 亿多美元的外国投资。

仅淞沪一役，几个月的时间，上海这个民国最大的城市便丧失了 70%的工业生产力，整个国家的经济倒退了数十年。

流离失所者更是以百万计，无数难民涌入仅 10 平方英里的租界，数周之内人口从 150 万暴涨至 400 万。共计 175 个难民营被建立起来，但还是有更多的人露宿街头。瘟疫之后，又有寒冷来袭。那年岁末，租界卫生处收到了至少十万具尸体。

而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和平世界，他们这群研究员所做的，也就是把这些材料译成英文，整理造册，作为争取战争援助的依据而已。

报纸上说：天下第一军坚守数月，现奉命转进。虽然淞沪沦陷，但却破碎了日本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且为工业界留出时间，成功将重要设备转移到了后方。

文章写得很是让人振奋，但其实大家都知道，所谓“转进”，就是撤退的美称。

而且，顾问室里全是学经济的，势必想得更深一些。战局到了这一步，他们几乎都对后来的发展不抱任何希望。

原因只有一个，却又足够致命——钱。

国土沦陷得太快了，工厂设备可以带走，但钞票却很难。他们根据法币的发行量和流通数据做了推测，至少还有十四亿沉淀在华北，八亿在华中与华南，也就是说超过三分之一的法币被留在了日占区。倘若被日本人收兑，拿到租界市场上抛售，法币的汇率肯定是要崩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