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郡公可是朝廷封的，现在被杀，岂能善罢甘休？拓跋郁律也算赵国的老熟人了，多次协助赵军御敌。这话，于情于理都正大光明。然而朝中熟悉幽州边务的臣子，心底都明白，拓跋郁律可不是拓跋部第一顺位的继承人。在他之前更有权势的，是拓跋猗卢长兄之子拓跋普根。按照鲜卑礼法，只要拓跋普根剿灭了拓跋六脩，自可成为下一任单于。

如今赵国横插一脚，协助拓跋郁律发兵讨逆。若是事成，拓跋郁律很有可能成为新任鲜卑单于。而他登位的话，拓跋普根又如何甘心？两人皆是能征善战，野心勃勃之人，无论谁继任拓跋部，都可能促其壮大。但是两虎相争，只会让拓跋部内乱再起。

然而朝堂中的险恶谋划，落在干宝笔下，只有“五年秋八月甲寅，拓跋六脩谋逆，杀代郡公。上命幽州刺史谢鲲讨之。”这么简简单单一句。

处理完军政，户部尚书郭邢出列奏道：“臣郭邢启奏陛下，《农桑要术》一书，经农政司校勘，现已成稿。请圣上御览。”

梁峰立刻来了精神：“快呈上来！”

内侍立刻捧上两册装订好的书籍，毕恭毕敬摆在了御案之上。梁峰随手翻开目录，看了片刻，就大大点头：“只此一书，可养生民万千！赏农政司编修金五十，绢二百。命御书局刊印，传诸州郡！”

这赏赐，着实不薄，更别说还能刊印天下。郭邢立刻跪倒谢恩。

然而一旁，却有御史台言官出列奏道：“陛下不可！若是农书外泄，被逆党所得，岂不麻烦？臣以为，当一统南地后，再做刊发！”

这话虽然莽撞，倒也有几分可取之意。若是让南方那些前朝余孽得了农书，增加了田地产量，岂不平添麻烦？最好还是把书先收起来，等到天下一统，再行刊印。

这话却显得郭邢有资敌之意了，郭尚书连忙自辩道：“陛下，南北气候差异甚大，《农书》中并无多少南地农桑之法……”

谁料他的话未说完，梁峰便道：“无妨。天下皆我子民，此惠民之举，自当广播。若南地亦有人肯用良法，朕还怕他多养几个百姓吗？何况，南地恐无人有此心胸。自专牟利，才是国之害也。”

这话说得朝堂上下，都是一静。是啊，若真能让产出倍增，那些世家又怎肯让农书外泄？恐怕各个都要压在箱底，只为自家田庄多些收成。而想要推广良法，就要有农政司，有农官，一层层手把手才能让无知百姓知晓如何耕种。除了赵国，其余几家，又有谁会做这等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南方把持朝政的世家豪门，怕恨不得农人田地贫瘠，饥贫不堪，投献高门呢！

而瘦天下以肥自家的行为，必会进一步引发动荡。如若南地真得了农书，说不定亡败就在眼前。

那御史听罢，脸上现出难堪愧色，跪倒在地：“陛下仁德。是臣狭隘短视，请陛下责罚。”

梁峰温言道：“平身吧。这农书只是初本，将来还要增川蜀、荆楚、江淮、交广等地耕种之法。汉时，田亩所出，皆有二石。而今只余一石。此乃朝廷之过，百官之耻。治国在德不在苛。若无三皇取火、渔猎、植五谷，无五帝平乱、治水、禅天下，何来三代之治？朕不敢自比尧舜，却也有心仁惠万民。以后不拘六部，凡举惠民之法，皆可传天下！”

这一番话，引得群臣尽皆俯身称颂。干宝按捺心中激动，飞快记道“农政司著《农桑要术》，呈御览。上悦，曰：‘治国在德不在苛。凡惠民之法，皆可传天下’。命州县刊传。”

然而面对这声声赞颂，梁峰神色淡然。治国五年，他早已明白，在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抑制世家无异于缘木求鱼。常科之中，每年都要取半数以上的世家子弟。只要他们愿意，人才应有尽有，优势占尽。而即便任用寒门，这些尚未“吃饱”的权贵，也会想尽方法敛财，兼并土地，扩张势力。早晚有一日，而当矛盾激化到顶峰，那些被视为蝼蚁的泥腿子，会再一次举起刀兵，掀动重新分配利益的“起义”大旗。

任何人，都无法斩断人心中的贪欲。但是梁峰知道一件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若想尽可能延缓这场变革的到来，最简单的法子，就是让生产力不断攀升，倒推生产关系进行蜕变。

而基础科学，是一切的关键。编写农书，鼓励农业发展。推陈百工，开阔匠人思路。给那些研究数学、化学、地理、机械，乃至基础物理学的人，一条更为宽阔的道路。用“天子所好”，在高墙之上，凿出一条窄缝。也许会有聪明人察觉，但是这些科学进步，对于拥有大量田产的权贵们而言，同样重要。谁又会跟钱过不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