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以卫国公薛绩为首的一干朝臣越发忙碌了。
薛衍在国子监读书时，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影响。他发现国子学和太学学生的清谈和辩难已经从儒家经义转换成了边防之策。不过相同的却是薛衍仍旧听不大懂那些之乎者也的掉书袋。
有一句话是怎么说的——当你不能适应周围环境的时候，可以想办法改变它。薛衍既然听不懂那些经史文章，所以他便选择不听——他可以看。
于是在薛衍包藏私心的努力下——第一份《国子监辩论报》新鲜出炉。
薛衍的意思很好懂，你们不是喜欢清谈、辩难么，不是喜欢写策论来彰显自己的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么。反正你们说的我也听不懂，而且你们总是说说说也浪费时间，莫如大家都放弃空口凭说，把自己想说的话落在笔头儿上，既可以练习写策论文章，又能在写文章的时候更好的引经据典，温习学问。而且对方在针对你的论点提出质疑的时候，也能字斟句酌，咬文嚼字，不怕你说了不承认。
最最重要的一点——在《国子监辩论报》上发表的任何文章和论点，都必须在文章最后附上引用的经史子集。这么一来，不但是这些国子监的学子们更能掌握经义，连薛衍也能趁机按图索骥，将他们引经据典的内容找出来通读一遍。时日长了，不愁学问不能增益。
#机智如我，真是连自己都佩服的五体投地#
不提薛衍如何沾沾自喜，且说国子监的祭酒并一干教谕看到了第一期的《国子监辩论报》之后，也为之称奇。先时还只是拿过辩论报草草翻阅，以图掌握学生们的学习进度。而后有的教谕在看到某些论点时，亦心痒难耐，甚至亲自操刀上去辩论。
教谕们的学问自然是比学子们的学问更为精进的，所以当教谕把策论发到辩论报上之后，很有一些学子被问住了，不得不绞尽脑汁的翻阅前人经典，来佐证自己的观点。也有其他的教谕看过了，持不同观点，忍不住写文辩驳的。
一来二去，“战火越烧越旺”，甚至还惊动了朝中官员大儒，也都写文章探讨学问。甚至探讨对朝廷颁布的某些举措的看法。
薛衍最初开创《国子监辩论报》，只是为了方便自己查阅经典，快速熟悉这些同窗们掌握的知识。所以最开始也没想到以此盈利，掌控舆、论什么的。因而他只是“伙、同”蒋七郎、许六郎、王士泽、张子游等人搜集了课堂上某些学子们的发言。基本上就是国子学的搜集国子学的，太学的搜集太学的。然后由薛衍在国子监教谕当天教导的功课中，选摘出几句话，叫众人寻找学问好的学子针对这些话写出文章来，再拿回去叫卫国公府闲着无事的同僚们抄录在辩论报上，再拿回来发给各位学子。
因为是这么一种形式，所以这些辩论报基本上都是一班一张。大部分太学的学生则会将新出的《国子监辩论报》自己拿回去抄录，少部分国子监的学子因不差钱儿，会拿钱给寒门学子叫他们帮忙抄录，这些都不在薛衍的关注范围内。
可是随着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从学生扩展到教谕，从国子监波及到朝堂上，卫国公府抄录《国子监辩论报》的人手和国子监中兼职抄录报纸的人手就明显不够用。
这些问题经由许六郎、蒋七郎和王士泽等人的口反应到薛衍面前。于是薛衍在同诸位国子监的学子们商讨过后，将原本免费发放的《国子监辩论报》改成十文钱一份。这些钱则用来办报纸——
其实最开始，以薛衍穿越者的思维，是想采用雕版印刷的方式来印报纸的。大褚此时已经有了印刷术，很多佛家的经文便是通过印刷版散与众人，从而达到传道的目的。
然而当薛衍提出这个办法后，却遭到了众学子的强烈反对。原来这会儿虽有雕版印刷术，但因技术所限，民间的小作坊印出来的东西质量并不好，朝廷倒是有专业的雕版印刷机构，但是薛衍总不好为了丁点小事去麻烦永安帝罢？
何况听那些国子监同窗的话音儿，大家普遍认为用雕版印刷术印刷出来的文章比不上亲手抄录的，简直“有辱斯文”。
既然上升到了这么样的高度，薛衍也懒得自找麻烦。于是便在国子监中广发布告征集愿意抄录文章以赚取润笔费的寒门学子，然后再以十文钱一份的价格卖给诸位同窗、教谕以及朝上愿意凑热闹的那些大人们。而那些寒门学子，也乐得有这么一份“清贵”的兼职——既可以赚钱，又可以触类旁通，熟读经义。毕竟现如今能被选到辩论报上的文章，不是当朝大儒撰写的，就是言之有物，立意新颖。正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这些寒门学子们更是又痛苦又快乐的一头扎在抄录文章的苦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