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县令看向于大郎，“于大郎，你有何话说？”

于大郎拱手，“七年前，小人被乱堂韩广平抓走当了一名普通士卒。被迫参加几场战役，前年韩广平败了，蒙皇上恩德，不斩杀降兵，小人才得已恢复身份。只是当时小人受了重伤，身上也无钱财，只能养好伤，挣足盘缠方才回了家。到了家，问过家中老母，说是陆时秋仗着父亲是里正，不知廉耻勾搭我娘子，被我娘发现，反诬告我娘，害我娘坐了三年牢。请大人明鉴。”

李县令深深看了他一眼。这两人各执一词，倒是不好办，他看向陆时秋，“你有何人证物证？”

陆时秋拱手，“大人，之前跟于大郎一起做生意的商人说于大郎已经死了。他还带回来于大郎的衣裳。我以为他已经死了，才娶的木氏，红树村的村民皆可为我作证。至于物证，县衙应有殃榜存档。于家休弃木氏，休书在我家中，请大人使衙役到我家中取来。”

李县令招了一个衙役，陆时秋从怀里取出一串钥匙。交待衙役一番，对方领命而去。

李县令看向师爷。

对方站起来，从一个厚册子中找出其中一个递于于大郎看，“这是你三弟亲自来办的殃榜。”

于大郎对殃榜倒是没什么怀疑的。

他朋友带回他身死的消息，家里为了少交税，一定会到县衙办理殃榜。

等了一会儿，衙役很快回来，李县令接过休书，“上面既有你母亲的手印又有于氏族人的徽章，这休书是真的。”

于大郎面露惊恐，急切磕头，“大人，一定是陆时秋仗着里正逼迫我娘和族人。这休书怎能作数？”

李县令示意师爷。

对方已经翻找于婆子所犯卷宗，“六年前，正是顾中丞担任县令，你可以问百姓，他是难得一遇的清官，从不收受贿赂。身受百姓爱戴。上面也记得清清楚楚，是你娘为了让你娘子改嫁，找人污蔑她的清白，你娘子不得已才告官。当时许多人在场，你娘也供认不讳。此案人证物证俱在，绝不是冤案。”

于大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像被人打了狠狠闷棍，又好像数九寒天被人迎头浇了一盆冷水，冻得他全身僵硬。

就在这时，红树村的围观群众也到了。

于婆子看到儿子跪在大堂，挤开人群想要冲进来，却被衙役死死拦住。

不得已，她大声呼喊，“大郎，大郎，你快点出来。咱不告了。”

于大郎猛然回头。

前天夜里，他到了家，他的三间青砖大瓦房住着三弟一家。一问才知，他娘子早就跟陆时秋勾搭在一起，在他死讯传来没多久，她毅然决然要改嫁。他娘死活不同意，陆家人使出毒计害他娘坐牢，他娘才不得已才写了休书。

对这套说辞他深信不疑。为什么呢？

因为他之前走商挣来的钱大半都交给他娘，这些钱足够养活娘子和三个孩子。

可是他娘子很快就改嫁，不是早跟陆时秋有私情，她为何如此？

他心中愤恨，在村里漫无目的逛着，越想越憋屈。

他在外面吃苦受累，好几次连命都要丢了，却依旧咬牙硬撑，就是为了能有一日归家，没想到他娘子居然带着他的孩子改嫁，一个孩子也不曾留下，多狠的妇人。

大约是走投无路，也大概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已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

所以他鼓足勇气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县衙告状。

没想到，他竟然他从陆时秋口中得知另一番说辞。再看到他娘惊慌失措的神色，他心里冒出一个可怕念头。

难不成陆时秋说的都是真的？

李县令拍了下惊堂木，冲于婆子道，“围观百姓不得喧哗。”

围观百姓齐体噤声。

李县令收回视线，看向于大郎，“殃榜有记录，休书也是真的，可见被告所言句句属实。你可要我传人证？”

于大郎跪下扣头，“大人，就算有殃榜，但我人还活着。红树村的百姓皆可为我证明，我就是于大郎。我没死。这休书就不能作数。”

休书一般都是由男子或者地位明显高于常人的女子（例：公主）出具的书面证明。

除非于大郎已死，于婆子写的休书才能作数。否则根本不能生效。

李县令点头，看向陆时秋，“你可认得他是于大郎？”

陆时秋一怔，问他？

他点了点头，“是，他是于大郎。”

李县令满意一笑，“陆时秋，虽然你没有强占他人1妻1女，但你娘子确实是于大郎之妻。念及你也是受害者，本官不准备责罚你。但是你和他娘子的婚约失效。还他娘子和女儿，你可认同？”

陆时秋一怔。于大郎是明媒正娶的于氏。他们二人成婚先于他。李县令所言倒也合情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