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将军的读书郎(521)
未能写者,许减二道。
很显然,第一场四书五经,是为了测试考生对儒家经典的熟悉及认识程度。
第二场是为了考察举子判别是非,撰写各种公文行政的能力。
第三场,是为了考察举子们在古今政事方面的见识。
这一套考试内容及规定,从明朝的洪武十七年,复开科取士,便一直沿用至今。
如果考官能严格对待三场的试卷,全面考察生员,无疑选拔出的举人,大都是有文化、有见识、有能力的行政人才。
为了避免选出徒具文采之徒,本朝的皇帝还将唐宋都十分重视的”试帖诗”取消,明确亏定只靠应用文,不考诗词歌赋。
但是也有人会想到展示一下自己的才华,而写上去。
虽然不加分,可也有人孜孜不倦的写。
朝廷是为了一心求才,重视实用性胜过那些夸夸其谈。
但可惜的是,在实际阅卷过程中,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会试阅卷是出了名的时间短,任务重,神人也不能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
本朝律法规定,从三月十二头场试毕,便由主考官掣房签分卷,然后各房开始分头阅卷。
而录取放榜的时间,不得晚于三月底,距开始阅卷时间不过十来日。
算一算,扣除中间酒席谈笑,真正阅卷时间不过三四日。
再加上两位主考官并不直接批卷,他们只是为六位同考官推荐上来的试卷把关,决定取与不取。所以全部的阅卷任务,都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
这在初期还勉强可以胜任,但是国朝承平日久,这读书人多,考生更多。
阅卷的工作量,不仅由试卷的数量决定,还需要看试卷的答题量。
生平均在第一场要答两千两百多字,第二场三千五,第三场三千多字,三场共计近万字。
四千多万字的阅卷重任,全压在几位同考官身上,且对于这些试卷,他们必须做到字斟句酌,绝对不能像童生试与科考那样,一目十行、走马观花的批完了事。
因为会试是国家的抡才大典,取中的进士便有资格做官了,比举人更有前途,其重要性便是提到国家兴亡的程度也不为过。
所以为了保证阅卷质量,在公布录取名单之后,各省还需将取中进士的试卷解送到礼部复查考卷,这个步骤叫做“磨勘”。
“磨勘”一般由礼部会同翰林院完成,那些清贵无聊的官员们,会审阅每一份试卷,检查考官在阅卷过程中是否舞弊,以及考官阅卷是否认真,比如试卷中有错别字,语句不通等等问题,同考官是否标明了。
对于同考官阅卷过程中的错漏,一经磨勘查出,都必须进行严厉的处罚。
按照规定,同考官阅卷过程中,没有通篇”句读”的,会有降一级的处罚,如果同考官”句读”有误,则会罚俸一年。
情节严重的,还会降几级,罚数年俸。那些同考官本就是些六七品的小官,谁能受得了?
在“句读”上做文章,来让同考官们好生阅卷,这主意简直变态到极点了。
因为这时候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的,同考官阅卷时,必须仔细读过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句话,否则根本无法断句圈点。
所以阅卷者根本不可能一目十行,他们必须逐字逐句的阅过,不仅要注意文字通顺与否,还要给每份试卷写评语,并陈述是否荐卷的理由。
想想吧,试卷时如此之繁多,时间是如此之紧迫,阅卷者又是如此之少,出了纰漏还要受弹劾,降级罚俸。
而考试内容又是如此复杂,涉及文体如此之多,且文章又是千人百面,有平奇虚实繁简浓淡之异,同考官们纵使都是神人,也不可能保质保量的按时阅遍全部试卷。
所以经过上百年的变通之后,考官们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阅卷只重头场七篇八股文,对于后面的两场,只需文字通顺,没有错别字即可。
为什么会只重八股呢?
因为这是一种格式极为严格的文体,对于考官来说,比较易于把握其对错优劣。所以它能大大提高阅卷速度,便于评判试卷的合适与否,使所有试卷都能如期一一阅过,且将考官的主观因素降到最低,从而保证官吏选拔考试的严肃性与公正性。
比如说,八股文的文体规定,开篇破题只能用两句,如用两句话都没破解出题意,或虽破解出题意,所用句子却超过了两句。
或破题未能扼题之旨,肖题之神;或者破题中涉及孔孟等圣贤之名,而未用代字,这篇文章便不合式,可以不取。
后面的内容便可直接不看。
之后的“承题”、“原题”、“起讲”、“入题”等每一股,都有严格的格式和章法的要求,对了错了,一目了然,绝无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