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天下，需要有大的方向和国策，也有迫切需要处理之急务。张居正呈上《陈六事疏》，正是要解决当务之急。

省议论，简而言之就是少说话，多做事。张居正在奏疏中引用了西汉申屠嘉的话：“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

朝堂之上众言盈庭，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提意见一个比一个话多，能干实事的却是凤毛麟角。

他拿嘉靖二十九年，俺答进犯之事举例，正是因为意见太多，迟迟不能决断，使得严嵩误国，屈服于鞑靼却还能稳居首揆。

最后，张居正也给朱翊钧提供了解决方案：“伏望皇上自今以后，励精治理，主宰化机，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

他给朱翊钧举了两个例子：唐宪宗力排众议，任用裴度为宰相，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的叛乱。另一个是魏文侯不顾大臣上疏诽谤，坚持用乐羊征战，终大胜而归。

张居正通过这两个故事都告诉朱翊钧：“欲为一事，须审之于初，务求停当，及计虑已审，即断而行之。欲用一人，须慎之于始，务求相应，既得其人，则信而任之。”

最后，他希望朱翊钧能告诫大臣，废话少说，多干实事。

朱翊钧抬头，看到今日为他进讲的申时行仍候在一旁，他招招手：“申先生，你过来。”

申时行赶紧上前：“陛下。”

朱翊钧说道：“你来拟一道圣旨。”

申时行一愣，他今天只是来给皇上讲课的，拟圣旨并非他的工作。

朱翊钧却说：“让你拟，你就拟。”

“是。”

圣旨是给朝廷各衙门的，尤其是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俩言官部门。

“今后各宜仰体朝廷省事尚实之意，一切奏章，务从简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陈，毋得彼此推诿，徒托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诚心直道相与，以勉修职业为务，反薄归厚，尚质省文，庶治理可兴，而风俗可变也。”

内容张居正其实都已经提出来了，朱翊钧就是让申时行组织组织语言，以圣旨的形式写下来。

振纪纲，说的是纪律，也是法律。太祖高皇帝在立国之初就颁布了《大明律》，洪武至天顺时期，法律异常残酷，在这种高压环境中，官员过得战战兢兢，连合理的意见也不敢提。

对此，张居正提出：“故情可顺而不可徇，法宜严而不宜猛。”他还建议朱翊钧：“敕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宪纲事理，再加申饬。秉持公论，振扬风纪，以佐皇上明作励精之治，庶体统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

“申先生，”朱翊钧叫申时行，“拟旨。”

重诏令，在这一条中，张居正几乎把六部九卿都察院一一点名，要求他们明确规章制度，把手里的工作分出个轻重缓急，以确定处理时限，不可拖延耽误。

“拟旨。”

核名实是考核官员的名望和实干，简而言之就是考成。

一直以来，官员的升迁调动都没有明确标准，频繁调动导致一件事情还没处理妥当，人已经调走了，事情都丢给下一任，而下一任也不了解情况，事情就这么耽搁下来。

虽然朝廷有京察制度，但已沦为党争的工具，并无实际用处。上一次京察，徐阶和高拱斗得天翻地覆就足以证实这一点。

张居正建议，朝廷应该制定严格的考成制度，来对官员进行考核，提高办事效率。

在固邦本中，张居正开篇就提到攘外必先安内：“自古极治之时，不能无夷狄盗贼之患，唯百姓安乐，家给人足，则虽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无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乱，民不聊生，然后夷狄盗贼乘之而起。盖安民可以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其势然也。”

只要国内百姓安居乐业，不总想着翻盘朝廷，即使外有夷狄之患，也不足为惧。

要想国富民强，首先是节俭，其次是严惩贪腐，推行新政，开源节流。

这里他也给了朱翊钧两个建议，第一是吏部选拔官员的时候，必须考察实干能力，还要有一颗爱民之心。第二是严惩贪官污吏，抄没家产以充军饷，巩固边防。

“拟旨。”

第六曰饬武备，这一项是张居正最大的担忧：“臣之所患，独患中国无奋发励激之志，因循怠玩，姑务偷安，则虽有兵食良将，亦恐不能有为耳。”

打仗不仅需要粮饷和良将，还需要上下一心的意志和勇气。

看到这些话，朱翊钧便想到他在《清明上河图》中所看到的景象，皇帝在风花雪月，大臣结党营私，士兵玩忽职守。

对于如今的大明，张居正竟也有同样的担忧。

“故臣愿皇上急先自治之图，坚定必为之志，属任谋臣，修举实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计而审行之，不出五年，虏可图矣。至于目前自守之策，莫要于选择边吏，团练乡兵，并守墩堡，令民收保，时简精锐，出其空虚以制之。虏即入犯，亦可不至大失。此数者，昨虽已经阁部议行，臣犹恐人心玩遏日久，尚以虚文塞责。”

朱翊钧叫申时行：“拟旨。”

张居正每言一事，都会给出建议，并乞求敕下，朱翊钧让申时行连拟六道谕旨，带回文渊阁。

张居正也没想到，他的奏疏刚进上，这么快，圣旨就下来了。

要求百官少说废话，多做实事，朱翊钧身为天子，自然要以身作则，先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办事效率。

“天下之事，虑之贵详，行之贵力，谋在于众，断在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