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便向他解释道：“京察是吏部对在京官员的一种考核制度，洪武时期规定三年一考，后改为十年一考。弘治年间又规定六年一考。目的在于使各级官员能够恪尽职守，澄清吏治。”

朱翊钧又问：“那考核的标准是什么呢？”

张居正答道：“以“四格”、“八法”为升降标准。”

“‘四格’为：守、政、才、年。每格按其政绩列为称职、勤职、供职三等。列一等者记名，可优先升任外官。”

朱翊钧似乎对这个很感兴趣：“守、政、才、年分别是什么？”

“守，是说操守，分廉、平、贪；政，则是政务，分勤、平、怠；才，乃分长、平、短；年则指年纪，分青、中、老。”

朱翊钧听后大笑：“那张先生肯定是‘青’！”

自从先帝驾崩，张居正好久没见他这么笑过了。也跟着扬起嘴角：“我不在考核范围内。”

“嗯？”朱翊钧歪头，“为什么呢？”

“因为四品以上官员上自陈疏，由圣上亲自裁定去留。”

朱翊钧点点头：“懂了，怪不得你们动不动就写封奏疏向皇爷爷请辞。”

“……”

那大家都是这样，文人爱面子，用请辞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某些目的，以退为进，这是处事哲学。

张居正没接他的话，朱翊钧又问道：“那‘八法’又是什么？”

“曰贪，曰酷，曰浮躁，曰不及，曰老，曰病，曰罢，曰不谨。”

“年老、有疾者，致仕；罢软无为、素行不谨者，冠带闲住；贪酷，并在逃者为民；才力不及者，斟酌对品改调。”

这个京察听起来就很有意思，仔细一想，更有意思。京察包括四品以下官员，而所谓的言官，十三道监察御史正七品，六部的六科都给事中也是正七品，给事中从七品。

平时他们位卑权重，管你内阁大臣还是封疆大吏，就算是御座上的天子，他们想骂就骂，想弹劾就弹劾。

成天挑拨是非的一群人，在京察的时候，也成了考察对象。

于是，朱翊钧又问出了一个让张居正意想不到的问题：“有用吗？”

“……”

那自然是，没什么用。

张居正不答反问：“殿下为何有此疑问？”

这么一问，朱翊钧其实也说不出个什么来，他只是凭直觉。京察的结果关系到升迁和罢免，利益相关，谁能保证结果绝对公平？

听起来，考核似乎十分细致，从前期的准备到结束，历时至少半年以上，需要建言、咨访、奏劾等多个环节，但其实，这其中有非常大的操作空间。

按照以往的京察来看，被罢免或是降职的都是其他部门，言官们通常都是安然无恙。

官员之间互相隐瞒包庇都是常态，甚至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党争的工具。

但今年的京察似乎与往年不同，因为今年主要负责京察工作的吏部尚书是杨博，严世蕃口中的三个聪明人之一。

朱翊钧就住在乾清宫，时常能看到官员呈上的奏章，他对京察十分好奇，一直在关注这件事的进展。

半年之后，最终结果出炉，叫人大吃一惊。

平时谁都不敢招惹的言官，今年却罢免了好一大批人。

很快，朱翊钧就在一大堆奏折中，发现了最有意思的一封弹章，弹劾的对象正是杨博。

而呈上这封奏疏的人，朱翊钧对他的印象也十分深刻，这个人叫胡应嘉。

这一次，胡应嘉弹劾杨博的内容是：本年京察，罢免的官员中，没有一个是山西人，而杨博就是山西人。他仗着手中的权力包庇同乡，在京察过程中徇私舞弊。

这么一定帽子扣下来，杨博没吱声，另一个人却坐不住了。

隆庆根本就不关心四品以下官员的京察结果，看到胡应嘉的这封弹章，他还有些摸不着头脑。于是，宣高拱面圣，了解事情原委。

而高拱并没有说什么，只是请隆庆将胡应嘉的奏疏发往内阁，由内阁处理此事。

隆庆非常信任和倚重他的老师，高拱说什么，他都深信不疑，高拱做什么，他也全力支持。

高拱的请求合情合理，正好隆庆也不想管这些破事，只要最后内阁给他一个处理结果就行。

凭着这么多年在世宗身边，见过无数朝中大臣明争暗斗的经验，直觉告诉朱翊钧，事情并不简单。

“父皇，”高拱走后，他问隆庆，“你知道这个胡应嘉曾经弹劾过高阁老吗？”

隆庆一脸茫然：“是吗，似乎听高先生讲过，却不知其中原委。”

“去年年末，就是皇爷爷……”说到这里，话音戛然而止，朱翊钧垂眸，长而浓密的眼睫毛轻颤了两下。

隆庆知道，他想说“皇爷爷病重的时候”。他摸了摸儿子的头：“没关系，你往下说。”

“那时候胡应嘉弹劾高阁老，说他在皇爷爷病重的时候，取走了取走了直庐的私人物品，还说不知其究竟有何用心。”

隆庆也在这些言官的笔下吃了不少苦头，很能共情高拱，他们本就是一条心。既然高拱要整治这个胡应嘉，那他肯定是支持的：“别管了，高先生会处理好此事。”

胡应嘉不过是个从七品吏科给事中而已，皇帝并不关心他的死活。

但朱翊钧隐隐感觉，胡应嘉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官，最后一定会有重要官员在这次事件中倒霉。

不久之后，高拱就迅速做出了反应，他发现了胡应嘉弹章中的疏漏——京察持续半年，胡应嘉作为吏科给事中，全程参与，当时为何不报，事后弹劾主察官，居心叵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