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覆灭之时，大批帝国境内的盐业生产基地处于荒废状态，因为逐年缩水的盐税收入根本不足以覆盖令它们保持产出的经济成本。而与之产生鲜明对比的，是《乡约》领地中逐年增加的食盐生产和出口额，这些经济收入弥补了《乡约》初期领地内行政和司法上的不足，并且允许《乡约》的执行集团进行一些大胆而富有建设性的改革。

晒盐法的广泛推广，以及盐货的自由贸易，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乡约》领地的经济腾飞，其影响力更是远播至中国周边众多国家，使它们在经济上受到了深刻的影响。这些深远的变革之余波，在后续的“外交”段落中会有更为详尽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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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自秦始皇以来，皇帝的中央集权统治被认为是最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至少历代皇帝是这么认为的。这种错觉一直延续到宋末。

盐商起义后，许多地方武装也纷纷宣布脱离帝国，加入《乡约》领地，享受经济生产的便利和安全保障。当然，这期间也曾与帝国发生过小规模的冲突，也有一些朝廷官员试图通过改革来扭转这种被动局面，但都以失败告终。宋帝国对领土的实际控制逐渐减弱，经济上也濒临崩溃，逐年缩水的税收除了用来豢养华而不实的军队，便是用于大兴土木和皇室成员享乐，引发了数次大规模民变。遗憾的是，帝国的统治者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乡约》第六十六年，宋朝最后一位皇帝主动退位，将帝国仅存的十三州拱手相让，牺牲了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让境内的人民终于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和富足的生活。史官们盛赞这位末帝的德行，虽然从当时的情况看来，如果他坚持与《乡约》领地对抗，其臣民的不满情绪将会日益加剧，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这一自愿的决定也蕴含了政治考量。

当然，帝制也并非一去不返。《乡约》实行一个世纪后，东亚局势动荡不安，先后有数位野心家试图在《乡约》框架内攫取过多权力，但大多被梁山集团中警惕的武术家所暗杀。十三世纪初，一个出身梁山集团的省份管理者试图背叛《乡约》，自立为帝，恢复往日帝国荣光。忠诚于《乡约》的百姓和梁山武装势力与他和追随者们进行了艰苦的战争，最终捍卫了人民的自治权利。

直到中国航海家与欧洲和阿拉伯世界深入接触，社会思潮泛滥，这个简单而朴素的《乡约》制度才逐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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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精神

体育精神在宋朝末年及乡约时期的历史中如此重要，以至于需要单独一个章节来阐述。

据考证，最初的梁山武装集团主要由有犯罪记录并具有与帝国军队进行暴力对抗经验的武术家组成。这也许正是《乡约》中浓厚的体育精神的来源。在梁山势力管辖的范围内，良好的身体素质和高超的武术技巧被极力推崇，这和宋朝重文轻武的风气形成了鲜明对比。同时这也保证了根基尚浅的《乡约》得以顺利实施。

在体育精神的推广上，一位宋朝女性的尤为突出。渔民家庭出身的阮，其三个兄弟都是梁山犯罪团伙的早期成员，无可避免地，她也加入了这个反抗者组织，并且迅速跃升为其中的重要角色，以独出心裁和剑走偏锋的办事风格而闻名。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宋朝文化中，女性承担社会职责的例子虽然比较罕见，但并非绝无可能。在梁山团伙组成中，不少重要成员都是女性，这正反应了底层平民对于儒家礼教思想的蔑视。并且和团伙早期人才匮乏、不得不倚仗有能力的女性解决问题有关。

在梁山团伙遭遇危机时，阮曾经数次担任代理领袖，带领整个团伙脱离险境。但她的志向显然不止于此。早在《乡约》正式实施以前，她就在试探性地组织了以梁山为主办地的地区性体育积分赛，奠定了梁山武装集团以能力为晋升渠道的基础，也籍此选拔出了许多优秀的男性和女性人才，加深了民间武术家的相识与联络，为日后《乡约》的奠基和传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宋朝官方的记载中，阮参与了“都城之乱”，被帝国军队捕获，并在监狱中早逝。这毫无疑义是梁山团伙的一大损失。但考虑到宋朝晚期的官方史料如此混乱——皇帝为了掩盖自己在“都城之乱”中的无能，曾大肆清理事件的目击者与参加镇压的官员，并且亲自监督了史料的篡改——这一记载可能并不属实。关于她的传言仍旧活跃于此后的数十年间。从民间发掘的文字资料来看，《乡约》时代的历届全国运动会，都有着阮进行设计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