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遗憾，亲爱的B先生想要保密时，总能做到滴水不漏。

埃里克只能耐心等待，还有一点点懊悔。

为什么自己选择了2月14日呢？其实相同的演出是从1月25日就开始在巴黎剧院上演了，完全可以将这一场剧院行安排得更早一些。

时间既定，不再更改。

两个人都忙于研究，也不觉得等待的时间有多漫长难熬，似是一眨眼就进入了二月。

期间，布兰度完成了橡胶硫化实验。

如今，学界对分子结构的认知处于初级阶段。将硫化与加热引入橡胶的制造与生产，这种探索前所未有。

借以剑桥大学的实验设备，让橡胶与硫磺分子交叉连接了起来。

这一步，改变了传统天然橡胶的不稳定属性。

新的单一结构诞生了，硫化橡胶耐热耐寒，不再似从前未经处理的橡胶易开裂、易溶解。

以超前的化学知识，可以迅速获得实验室的硫化橡胶制品，但要用于大规模生产还有一段路要走。

先申请专利，然后考虑先入哪几条赛道。

橡胶产品的用途非常广泛，要想一家独大地垄断全部行业，这未免异想天开，不如集中精力专攻几方面。

轮胎与安全套，这两方面是大头。

下一步，布兰度着手改良自行车的结构。

早在18世纪末，自行车的雏形已经被发明出来。

至今没有受到市场的广泛欢迎，因为它骑起来太不舒服了。轮子是全木制的，骑着它就是对臀部发起挑战。

充气轮胎的出现将彻底改变这一困局，让它成为继马车之外的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轮胎自行车绝不会是无人问津的产品，更是有庞大的消费群体。

尤其是在伦敦这样的大城市，随着爆炸式的人口增长，上班族们急需比马车更灵活的交通工具。

布兰度井井有条地规划好橡胶拓展产品的实验，买了原材料加工成零件。

准备先去巴黎赴约，在情人节之后进行改良自行车的组装，但意外情况出现了。

巴黎歌剧院情人节的演出临时取消。主演团队里有四个人都感染重疾，病得不省人事。

不是被投毒，而是被传染病波及了。霍乱，它又来了！

这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又岂止打断了两个人的计划。

霍乱来袭，令伦敦陷入了一场恐慌之中。

五年前，它曾经收割了伦敦两万多人的性命。

这种未知疾病，以腹泻致死为主要特征，伴随高热、呕吐、脱水等症状。从伦敦开始，蔓延到整个英国。

受难的不只是不列颠，欧洲大陆国家也难以幸免。

医生们束手无措。《柳叶刀》更是登载多篇文章，声称没有一个阶层能逃过这种未知疾病的魔爪。没有特效药，不知致病源头，医疗体系崩溃，一度发生了暴.乱。

就像是一阵地狱阴风，在欧洲持续吹了八个月后，突然间离奇消失了。

霍乱来时无声，去时死寂，没人知道下一次它会在什么时候又搞偷袭。

近几年，相关研究陆续出炉。

如今被学界与公众普遍认同的观点，霍乱是瘴气导致的。

所谓“瘴气”，就是指被污染的空气。

自工业革命后，伦敦大规模建厂，空气质量堪忧。

比起英国其他地区，这里死于霍乱的人最多，也似乎刚好验证了瘴气论的合理性。

布兰度知道今生与前世存在一些时空差异。

就像霍乱在英国的第一次大规模爆发时间，在这个世界提前了。

当时，她身处斯卡伯勒海滨小镇。每一天都承受着死而复生后遗症的折磨，经受着灵魂与新躯体漫长融合的痛苦，无力为阻止霍乱传播出一份力。

参考上辈子简单了解过的公共卫生发展史，霍乱在19世纪的全球范围内几度肆虐。

直到19世纪四十年代末期，英国再度大规模霍乱爆发，约翰·斯诺对伦敦的病例进行了统计学调查。绘制出经典的流行病学死亡地图，才确定了霍乱的传播方式。

不是大众认为的瘴气说，而是通过伦敦污浊不堪的水道，饮用了不洁水源导致的。

然而，水源致病论没能立刻获得广泛认同，瘴气致病论仍然占据理论高地。

恰如工业革命后，牛剑两校上空依旧飘荡的中世纪神学思潮，顽固不化的思想从来不会被轻易打破。

布兰度无法预料这个世界的欧洲什么时候会被霍乱席卷，能做的是让泰晤士河的两校船赛成为年度最赚钱赛事之一。

等霍乱再次来袭，她会牵头组织病例统计调查，佐证水源致病说。

一旦泰晤士河被病源污染，势必影响两校船赛的举办，让学校财源受阻。

那些权贵也无法坐视不理。

根据瘴气论，是可以选择不住在排废气的工厂边上逃避被传染疾病，但水源致病的话，要怎么保证喝的水足够干净？

眼睛不瞎、耳朵不聋、有点脑子的伦敦人其实心里都明白，伦敦下水道的陈腐弊端。

水的特性，它是流动的。只要伦敦的下水道系统维持旧状一天，不进行大规模改建从源头解决污染净化问题，谁能保证不是下一个被感染者。

1833年二月，霍乱再度进攻欧洲，很快伦敦也有了病例。

布兰度三年前埋下的那一条暗线到了启用的时候。

这一次，有人为了利益，有人为了活命，能把伦敦下水道重建工程搬上议会的决案席。

这时，埃里克带来一个好消息。

虽然剧院惊喜被耽搁了，但他从套套发散型思维联想而制作出的新发明顺利完成，它们能助一臂之力验证不洁水源致病论。

布兰度好奇，“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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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5章 Chapter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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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125

唐宁学院医学楼，三楼实验室。

埃里克将布兰度带来了这里，隔着玻璃窗，指向桌上的仪器。

“这些就是由安全套衍生出的一些小发明。它们尚在实验阶段，相关理论没有被充分论证。但现在霍乱来袭，没有完全验证的时间了。”

桌上，有三台显微镜与数只造型特别的透明玻璃器皿。

埃里克最初是想做几台观测更精良的显微镜，作为小礼物送给布兰度。

“在制作过程中，我灵光一闪，加装了一种以往显微镜没有的部件——聚光镜，这让观测效果有了显著的提升。”

“您的设计非常好。”

布兰度知道显微镜发明至19世纪已有两百多年了，但没有形成国际统一标准，不同工坊制作的镜体质量参差不齐。

别看只是增加聚光镜，却有了一种质的提升，它是后世显微镜基础部件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更令她惊讶的不是显微镜，而是桌面的奇异造型玻璃器皿。烧瓶的上方链接着弯曲的长管，形似天鹅颈部。

这是曲颈瓶。

布兰度当然认识它，但这种器皿出现在1833年的医学院就令人意外了。

这一瞬，回想起了一些医学相关知识。

上辈子的19世纪六十年代，路易斯·巴斯德的曲颈瓶实验是微生物研究史上至关重要的一环。

虽然17世纪列文虎克通过显微镜观察到了肉眼不可见的微生物，但之后两百年内人们对于微生物的认知一直停留在形态描述。

它们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样的作用规律？与人类的疾病有什么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未被研究。

从18世纪起，持续了一百多年，对微生物的普遍认知是“自然发生论”——微生物从无生命物质中自然产生，不一定通过上一代同类生物繁衍产生。

比如腐烂的肉会长出蛆虫，被认为与虫卵无关，而是腐肉自然而然地能长出虫子了。

接受过21世纪科学教育的人，听到这种理论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它就是十九世纪初期的大众普遍认知。